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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作者:admin 来源: 2020-06-04 05:05:17 我要评论() 收藏成功收藏本文

论当代文学的“中间人物”与“人学”话语策略的论文论当代文学的“中间人物”与“人学”话语策略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当代中国文坛,围绕着写“中间人物”'...

论当代文学的“中间人物”与“人学”话语策略的论文

论当代文学的“中间人物”与“人学”话语策略

  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当代中国文坛,围绕着写“中间人物”以及如何评价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一现象,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如何描写当代社会生活与塑造当代人形象的热议,后来发展为声讨与批判。当我们重新回到当年的文学语境,并将其放置在“人学”视野与新的学术思维框架中重新审视,“中间人物”这一形象的出现,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在20世纪“百年中国文学形象”创造上的一个“亮点”与重要“看点”,而且作为一个文学族类,“中间人物”代表了50、6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生态,进而构成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一种“文化共同体”。如果说“小说人物不过是由作者描写他的句子和让他发表的言辞所塑造的”[1],那么,“中间人物”作为那个时代作者的一种言说与形象表达,无疑反映了当时有见识的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主观解读与客观认知。在文学意义上,它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创作思潮;在人学意义上,则是50、60年代特殊创作语境下的一种话语策略。  一、“中间人物”:一种与“文化生态”共振的写作现象  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中间人物”是一个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复杂文学路径的文学现象。wWw.11665.COM“写中间人物”这一提法,语出1962年8月中国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历史地看,这一观点针对的是中国文坛在当时无法掩饰的一种创作窘境。早在1958年第二次文代会的总结报告中,邵荃麟就曾针对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相关文艺现象指出:“能不能根据党员八条标准来描写共产党员呢?能不能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描写解放军战士呢?能不能先规定了人物表,然后去找求对象呢?能不能便宜地去找求现成的‘典型’呢?谁都知道是不可能的。”[2]1955年,在批判胡风“写真实”等文艺思想以及庸俗社会学风气逐渐侵入文坛的背景下,文学创作“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写作模式盛行,造成了片面追求“工农兵文学”一体化与创作方式单一化的写作格局,文艺之路越走越窄。然而正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言,小说与人物事实上是由作者按照他对生活的理解来描写的,是艺术规律赋予其权力让其发表的言辞所塑造的。因此,当我们把研究对象确定在“叙事人”视角时,可以发现,在十七年服膺于意识形态的众多文本中,除了意识形态观照下所特有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高大光辉的英雄人物、坚定不屈的革命志士以及党的代言人之外,还有许多生活本真的东西。比如家务琐事、儿女情长、个人私欲、利己主义,这些虽然不是文学的主体内容与写作追求,甚至只不过是作者追求生活真实的一种点缀与烘托,但正是这些写作的存在,说明在意识形态叙事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公共性叙事,可以将其称作“生活化叙事”、“生态化叙事”或“文化化叙事”。正是这些叙事的存在,才使我们愿意认同与接受50、60年代小说中出现的梁三老汉、郭振山、亭面糊、吃不饱、小腿疼、赖大嫂、赵满囤、孙喜旺、严志和等等鲜活的文学形象,正是对这一创作现象的发现与关注,才形成了邵荃麟“写中间人物”的新理论。  在论及“中间人物”时,邵荃麟认为,“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是大多数,只有“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才能体现现实主义的深化。其实,邵荃麟这一观点,早在1953年冯雪峰于《文艺报》发表的《英雄人物及其它》一文中就有过涉及,冯雪峰主张在当代小说写作中应扩大人物描写,丰富人物形象,可视为邵氏理论的最初形态。在邵荃麟正式提出“写中间人物”之前,从文本分析上印证其理论的,还有严家炎在《文学评论》1961年3期上发表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可见,当代小说的“中间人物”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经历了一个较完整的论文联盟http://现象性的形成过程。遗憾的是,1962年之后政治气候的变迁,邵荃麟的这一观点转而遭到讨伐,首先是《宁夏文艺》1964年6期发表的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批评性社论和材料专辑,包括《“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等。《学术研究》1965年2期又发表蔡运桂《“写中间人物”论是“暴露黑暗”论的翻版》,《文学评论》1965年2期发表贾文昭的《创造光辉灿烂的新英雄形象——驳邵荃麟同志的“写中间人物”理论》进行论争。到了“文革”,“写中间人物”被列为“黑八论”之一,受到严厉批判,被彻底否定。  从创作实际和文学与生活的本质联系来看,邵氏的观点是极富见地的。“文革”结束之后,《文学评论》在1979年1期率先发表狄遐水的《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再评价》,重新为邵氏理论正名。黄秋耘在《文史哲》1985年4期发表《“中间人物”事件始末》,初步廓清了历史迷雾。不足的是,上述二文的主旨,主要在于“翻案”,且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并未对“中间人物”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价值以及“十七年”的文学生态进行全面分析。值得关注的是,1999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在涉及到“十七年”的部分,以冷静超然、不露声色的笔法,在学术上为“十七年文学”重新厘定了研究价值,引发了学界对这一具有特殊“文化生态”特征的文学历史进行再研究的热潮。近十年来,有关“十七年文学”及相关文学现象的研究,不断以新的话语方式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杨剑龙在《齐鲁学刊》2003年1期发表《历史情境与世纪回眸——关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研究的思考》指出,必须将所研究的对象置于特定历史情境中去关照、分析和研究,不能主观武断地以当下的眼光来看待十七年文学。2004年,董之林在《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中也以“还原”方式对十七年文学生态的“历史扭结”作出了新的解读。2006年4月,《文学评论》编辑部与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认为,“十七年”文学研究不仅是对过去一个时段文学历史的探讨与评价,而且也关系着20世纪下半叶整个中国文学命运的思考,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对当下文学灵魂的设计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程光炜在《文艺研究》2010年10期发表《我们如何整理历史——十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潜含的问题》,也提出了一系列极为值得深思的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与批评》2011年1期刊发刘杨《如何深化十七年文学研究》,呼吁在十七年文学研究逐渐“热”起来的讨论中,如何将这种“热”转变为有价值的文学研究。“十七年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态,已成为当下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具有创新性的一部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种种研究中,宏观视野的偏多,而具体到相关文学现象(如“中间人物”、“红色经典”的形成、“史诗”现象等)以及“个案”研究(具体作家与文本研究)的成果较少,尤其是回到十七年文学的具体语境与历史场域,重新观照人与事、情与理、智与性,在文化立场与政治选择的冲突中透视作家的历史境遇与创作情境的学术论析,则更为少见。相比之下,近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相关选题,则明显地表现了种种新的学术动向,就“中间人物”而论,有的试图从“叙事学”或“文本细读”角度论证这一理论的美学特质与受众传播方式,有的借助福柯“话语权力”等理论对50、60年代“中间人物”写作所反映的复杂意识形态展开研究。这说明,“中间人物”作为“十七年”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当代文学“人学”创作思潮的一个历史性存在,与“十七年文学”本身一样,是不容忽视且极具研究价值的命题,其意义即使在当下也是不无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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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是一个体系庞大且关系复杂的文化共同体,社会的组成不能离开“人”的存在,但单独的个人或单一的类群显然不能组成社会,不管社会的形式如何,都是一定范围内人们交换作用的产物,都是人类生产关系及整个互动关系发展的结果。一定范围内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互认与文化冲突,以及这种“认同”与“冲突”的消长与平衡,构成了某种按照一定关系互动的“文化共同体”,因此,社会乃是人类为了自我生存及繁衍而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合并表现出一种“文化生态性”的社会群体,这种群体往往是以“中间状态”的大多数为主体成分的。“中间人物”的写作,就是一种与“社会文化生态”共振的创作现象,是最为接近社会生活本身并能表现出生活某种本质的,这样的人物不是单个的、特定的、虚拟的,而是社会的“大多数”,是一种客观存在。文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矛盾往往都集中在他们这些人身上”[3],舍此或忽略他们,就有可能造成邵荃麟所说的“现实性不足”。作品一旦有了这些“中间人物”,并与进步的、先进的、落后的、反面的各类人物相互映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才能充分显示出社会性意义与完形的生活,也才能充分表现出社会生活的“全颜色”与斑斓色彩。  以《创业史》塑造的中间形态的“梁三老汉”为例,这个在当时评论界得到一致公认的传统农民形象,被认为“是很高的典型人物”,其形象塑造“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就当时曾引起争议的严家炎的观点来看,他认为,在反映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小说的成功“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4]。这种评价也许有违作家柳青的写作本意,但从社会文化生态上考量,梁三老汉这一传统农民的形象,的确比小说全力打造的农村新人梁生宝显得更真实、更鲜活、更具历史意义与文化意义。以当时的政治观念与时代导向而论,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新人代表的梁生宝,理所当然地会成为小说的写作中心与重点刻画的对象,这是作家柳青作为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支持者和歌颂者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当人们面对梁三老汉这样具有生活本真形态的人物时,却又因为其“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表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理解”而使之“成为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5]。因此,在文本的意义上,小说一方面生动地描写了这个老农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沧桑生活中的性格发展史,深入开掘了其性格深处丰富的内涵;另一方面,又从其性格的社会文化层面出发,洞悉与辨察了梁三老汉这一人物所承袭的中国农民在数千年私有制与农耕社会中所浸染的传统要素,细腻地剖析了旧式农民复杂的精神世界与心理矛盾,演绎出小生产者精神王国在历史巨变中所必然发生的灵魂嬗变与思想痛苦,进而成功地描绘了中国传统农民在那场历史性变动中所经历的思想演变的心理轨迹。正因为如此,严家炎评价说,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6]。严先生所强调的“社会意义”,其指向显然与中国作为农耕社会的“文化生态”和梁三老汉作为传统农民的“审美范型”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  就文学形象自身的意义而言,梁三老汉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无独有偶,与梁三老汉相互呼应且在文化性格上与之具有精神联系的同期农村题材小说人物形象中,如马烽《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李准《李双双小传》中的孙喜旺、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等,同样作为“中间人物”写作的成功范例,也从不同方面加深了人们对这一形象的认识。尽管他们与梁三老汉一样,在合作化运动推动下最终走向了“进步”与“光明”,但作家们在描述其转变过程中都极力“还原”生活,在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通过这类“原生态”、“本真化”的具有传统农民思想特质的形象的塑造,成功描画了潜存于广大农民心灵深处的激流,写出了他们在那场无法绕开的革命中的思想矛盾与心灵冲突,进而揭示了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一代中国农民与传统农耕文化生态共振的复杂情貌与生活现象。  二、“中间人物”: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人学”话语策略  如果说“中间人物”作为与农耕社会“文化生态”共振的生活现象,反映了生活本身客观的一面;那么,当我们转换思维,从创作主体乃至创作思潮角度进行观察,就可以发现,“中间人物”在“十七年文学”语境中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五四以来“人学”思潮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反映了崇尚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的创作主体的话语策略。  就“十七年文学”语境而言,关于“中间人物”的表述与划分,某种程度上带有这个时代特有的社会政治色彩。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在文化性格上造就了那种在社会生活中坚守中性原则的人物类型,但“十七年文学”中的“中间人物”,却有其自身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内涵,其意义指向是处于“先进”与“落后”之间而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某种中间状态的类群,按照邵荃麟的说法是:“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无论是邵荃麟的“先进(英雄)——中间——落后”的表述,还是毛泽东曾严格区别的“左——中——右”划分,无疑都不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庸”,而是带有鲜明时代政治色彩的新的人物观念。在此观念之下,所有的人物都具有“阶级”的属性,其思想与行为都代表着所属阶级的利益,因此,其性格多属于“阶级”与“政治”范型,很少有“个人化”的色彩。在此指导思想下塑造出来的人物,自然带有某种“类型化”与“概念化”的特征。十七年的众多文本,如周立波《山乡巨变》、马烽《三年早知道》、李准《李双双小传》、赵树理《锻炼锻炼》等,其中的意识形态化写作语境,的确曾迫使许多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本有的风格与艺术特质,而把意识形态眼光作为叙事人最主要的叙事眼光,并由此出发去观察一切,那种原本贴近生活的生活化叙事眼光,要么被遮蔽,要么所观照的一些细节穿插只是在调节叙事节奏和叙事氛围时方才出现的某种元素。当邵荃麟一方面坚守意识形态原则,一方面又聚焦于代表生活“大多数”的中间状态人物,进而提出“写中间人物”的理论原则时,他显然为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应对意识形态挤压的新的话语策略与理论启示。于是,亭面糊、吃不饱、小腿疼、赵满囤、孙喜旺这些原本就属于生活本身的人物,也就活跃在作家笔下,成为不完全受意识形态观念制约的民间化、立体化形象。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恩斯特·卡西尔曾说,与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不如说“人是文化的动物”,而政治只不过是文化的一种组织形式而已。“中间人物”作为生活的“大多数”,他们往往是最能代表生活本质的一个文化族群,就其生活形态而言,他们也许自觉不自觉地会被卷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漩涡,但他们并不处于政治生活的中心,他们大多数更像普通人一样追求着“人”的常态生活,具有人的欲望与情感、人的意识与行动。威廉·h·鲍桑特在《海德格尔的艺术理论》中讲得十分明确:“当人沉湎于日常生活时,他便发现自己处在那种作为他活动场所的具体环境的境况中。他根本上是‘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world)。不过,这个世界也设定了一种反思在者的出现,这种反思在者向他自己展示自身所处的境况。因此,‘在一个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a-world)只为人所特有,并且为了指明这一点,海德格尔把人称为‘亲在’(da-sein)或‘此在’(being-there)。当把自身的境况展示给自己时,人就显示出对其自身存在的一种有意识的(即使是漫不经心的)关切。它谋划自己并为着实现自己的谋划而调整自己的活动。”[7]以此反观“十七年文学”的“中间人物”,可以发现一个人们无法忽略的事实:“梁三老汉们”作为存在于传统农耕文化生态中的农民代表,根本上就是“在世界中的存在”,当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农民身份时,他们便发现自己处在那种作为他活动场所的具体环境的境况中,是一种“亲在”与“此在”,作为农民,也就必然显示出对其自身存在的一种有意识的关切,进而谋划自己的行动。这是由其“个人”(即“人”本身)而决定的。理解了这一点,自然也就能够理解他们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与心理动机。“十七年”农村题材的作家们无疑是深谙梁三老汉、赵满囤、孙喜旺、亭面糊诸种不同性格农村人物这一精神特质的,将他们还原为“本真”的“人”,尤其是从长期的小生产者生活情境出发,着力揭示他们的性格内蕴和文化心理,描绘出他们身上最为鲜亮、最为生动的一面。  倘若从创作思潮的角度辨析,这种关于“中间人物”的写作显然又与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人学”思潮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学由于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以及写作意识形态化的形成,尤其是1955年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否定胡风极力倡导的“写真实”,使“十七年文学”渐渐偏离了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中的假、大、空现象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所掩盖,文学中的人物被任意拔高且罩上了“时代新人”的光环。在文学批评方面,也多为主观公式主义和庸俗机械论的理论所统治。文学政治化、宣传性、教化型的写作倾向愈来愈明显,此种现象自然会引起具有艺术良知与艺术追求的作家和批评家的不满与抵抗。然而,由于上述因素所形成的历史语境,又常常使作家们陷入困惑与尴尬。写农村题材,其主题无法逃离“公”与“私”的对立思想冲突,政治上亦难免避开阶级与路线的斗争,唯一能贴近现实与生活从而使读者从中感受到真实论文联盟http://的,只能是那些代表“大多数”的“个性化”生活的中间人物。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说:“艺术的普遍性不能建立在某一个特殊阶级的世界和世界观的基础上,因为艺术想象出一个具体的一般概念,这就是人类,这是任何特殊的阶级(甚至包括马克思称作‘世界阶级’的无产阶级在内)也无法体现的。”[8]中间状态的人物作为“人”的最复杂、最庞大的群体,是最能表现马尔库塞所说“艺术的普遍性”的。按政治角度划分,他们也许隶属于历史的某一阶级或阶层;从人类学角度观察,他们的社会与生活行为常常表现出对“阶级性”的超越。当我们以这样的眼光去看待柳青、赵树理、周立波、马烽、西戎、李准的农村题材小说,以及他们笔下那些表现出生活“本真”形态的“中间人物”时,才会从内心深处产生由衷的赞许。从“十七年文学”特殊的文学语境来看,这些执着于开掘生活厚土的作家们所奉行的写作原则,一是秉承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以忠实于生活的态度从“人类”角度去追求马尔库塞所说的“艺术的普遍性”,再就是在文学精神上与五四以来的“人学”思潮保持着内在的艺术联系。文学是人学,人是社会生活中最为复杂的精神的、文化的族群,文学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深处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中间人物”的“大多数”,决定了这一文学族群的多样化与灵魂运动的多样性,对“中间人物”“多样化”的描写,不仅符合文学审美多样化的原则,而且也符合社会生活丰富性与多样化的规律,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是这些方面的有机结合。对社会与文化的观察应持“整体论”(holism)观点,必须考虑文化存在的“生态因素”及“人与自然”互动的具体模式,而最主要的是“人”的社会性、经济性、政治性和宗教性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文学是人学,就是承认“人”在社会整体中的各种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政治性”关系,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作家们就是因为看到了“中间人物”在社会整体中的各种关系,从而把他们还原为“人”,这才写出了他们的血肉之躯、精神之灵。而对“人学”话语策略的采用,也体现了创作主体对社会与生活的深度理解,传递出作者在深刻体验生活之后的美学经验。  三、“中间人物”:以“模糊”形态彰显文学创造“张力”  从严格意义上讲,写“中间人物”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提法,但同时又是一个“中性”策略,它体现了当时特殊历史语境下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所寻求的写作张力。  在十七年文学中,涉及人物塑造,具有明确定义与内涵的,有革命英雄、社会主义新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反面人物等,这些人物形象因时代特征和阶级特征都十分鲜明而引人注目,但同样也因时代与阶级的因素而陷入“类型化”、“单纯化”的写作,许多人物形象苍白,缺少血肉,甚至沦为阶级的代表或思想的传声筒。“中间人物”的艺术概括,一定程度上是对建国以来文学创作以及人物塑造“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写作时弊的反拨,尽管当年邵荃麟和林默涵、何其芳、张光年一样,也是围绕在周扬身边代表主流话语的指导型评论家,邵荃麟在50年代也积极参加和领导过以政治打头阵的文艺运动,并配合周扬倡导文艺为政治服务尤其是“为政策服务”的文艺意识形态化主张,但作为曾经受过五四文学熏陶并有着自己文学理想和艺术见解的作家与评论家,邵荃麟对文学仍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与体认,有感于文坛这种流弊,他主张围绕人物描写去探求现实主义的新路。在1962年8月中国作协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力主写“中间人物”,在谈到60年代之前的文艺状况时,他说:“我们的创作,总的看,革命性是够的,写艰苦性、长期性、复杂性不够。人物写得单纯,只写人物的英雄主义、敢想敢干,对于斗争的复杂性没有充分反映”,而大家都写英雄人物,“路子就窄了”,要使现实主义的道路宽广起来,就应该多写“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中间人物”。为进一步阐明观点并印证其理论的正确性,邵荃麟直接将“中间人物”与恩格斯的“典型论”联系起来:“典型不一定是大量存在的……但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也应该是典型。”借助意识形态话语,将“中间人物”扶正到“典型”的高度,既避免了这类人物写作的意识形态化,又为之注入了新的时代生机,形成了文学创作的张力。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中间人物”的写作张力主要来自于其自身民间化叙事的“模糊性”。“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审视,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是在国家政治与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宽松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强大的政治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但又总是在一定限度内被国家政治所接纳,并与国家权力相互渗透,进而坚守自己的独立历史和传统;第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社会风格,人类是按照一定的世代积累的文化体系演化的,这种世代积淀与传承往往是通过民间化的自由自在的运作形式完成的;第三,民间的存在是以“文化圈”的方式显现的,它拥有社会、风俗、道德、宗教、艺术等文化特质,但民间的综合性特征,既使之丰富多彩,又藏污纳垢,高尚与卑下、慷慨与委琐、公道与自私、进步与保守、宽广与狭隘等等,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交织,构成了民间独特的文化形态。“大多数”的“中间人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丰富复杂的民间社会之中,在他们身上往往体现着历史进程中的本质真实。如《山乡巨变》里的亭面糊,就是作品中最让人不能忘怀的角色,小说文本中这位老倌子就其身份而言,是一个地道的民间化人物,为人厚道,面面糊糊,自私狡黠,在新社会、新事物面前,既想表现先进,又常常打些个人的小算盘,他不出场则已,一出场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无不使其性格焕发出诡异鲜活的光彩。显然,这是一个生活于乡间农村的自由自在的民间人物,农村社会的世代积累与乡村文化的传承积淀,独立历史和传统的浸染与新时代进步风尚的牵引,胶着于其复杂的性格体系之中,造成了作家对人物塑造的“模糊性”与叙事张力。谙熟这类乡村民间人物的周立波虽然也写出了人物身上的许多毛病,却并未简单否定或随意丑化,而是准确地把握人物的自然本性与社会属性,把艺术的笔触深入到其灵魂的内面,深透地揭示了人物的矛盾变化,顺乎自然地写出了人物的心理轨迹,既含着微笑有分寸地批评了这类长期生活于偏僻乡间的人物身上落后和可笑的一面,又善意地描画了他的可亲、可爱乃至可贵的一面,进而写出新思想、新因素在人物身上的孕育成长。可见,这种由“中间人物”带来的民间化叙事的“模糊性”,这种几乎纯然的生活化叙事眼光,既与“十七年文学”特有的意识形态眼光相分离,又在文本中交互运动,共同构成了新的文学叙事张力,不仅彰显了文学创造的可能性,而且显现了新现实主义的广阔前景与实践的能动性。  因此,当邵荃麟在阐释“中间人物”的写作张力时,同时还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问题,回避矛盾,粉饰现实,不可能是现实主义,说到底是浮夸的浪漫主义,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表现革命的复杂性、艰苦性,使革命性和现实性更好地结合起来,而要反映这种艰苦性、复杂性,主要是创造人物的问题。“只有人物多样化,才能使创作的路子宽广起来。”“中间人物”以其深厚的现实性和民间化的日常生活叙事,不仅表现了一种贴近生活、直逼人生的客观真实的人性还原,而且以丰富多彩的“本真”个性化性格,显现了现实主义写作的多种可能性以及无限的文学张力。从单纯阶级角度或意识形态观点去评判,也许他们带有较多的消极性与浓重的个人意识,其思想意识与阶级立场是“模糊”的;但从生活角度去观察,他们那种民间身份的“模糊性”与真实个性的身体还原,正表明了他们是立足于生活与现实大地的血肉丰满的“人”!与那些被“拔高”了的“虚构”的所谓“新人”相比,更容易为生活本身和读者所接受,更能显现生活的本质与文学的特性,这一文学张力不仅激活了当时沉闷的文坛,而且为“十七年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开辟了新路。  1963年以后,文艺领域开展了对邵荃麟以及“写中间人物”的批判,这场几乎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与建国以来如何描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的讨论有着深刻的联系。在这场批判中,一些人指责该观点是以“中间人物”排挤“英雄人物”与“时代新人”,但在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其实,“写中间人物”说到底是那个崇尚意识形态话语时代里具有艺术良知的作家与评论家对五四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坚守,以及执着于“人学”写作的一种话语策略,是他们对文学的一种认知与对历史进程中本质真实的一种追求。客观而论,当年的写作者虽以争取到的话语权力以及机智的话语策略,为当代文学创造了“中间人物”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但由于作家本身的思想立场以及所属意识形态的支配与制约,中间人物的“人性”描写仍然未能得到充分展示并得到深度表现,如他们的粗俗与朴拙、爱欲与情感、伦理与道德、时代气质与生命意识等,都还有继续开掘的可能。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